〈今年雨水特別多〉陳燕遐（自學中心教師）

「二十一世紀中大的一日‧變奏篇」

　　登上967巴士，車內燈火通明，把這黑暗的金融心臟一角照得通體透明。玻璃窗隔開了街上停了又下的雨，漸漸遠去的長江中心前面的沸騰彷彿仍隱約可聞。

　　周五晚上十點半，車上人雖然不少，冷氣還是冷得人直哆嗦，尤其褲管還是濕濕的黏在腿上。兩三個小時前那一場滂沱大雨，即便有備而來，人還是渾身濕透。今年雨水彷彿特別多，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走在街上的日子也多。我們不過是周五傍晚下班出來一下，罷工的碼頭工人卻已經在外面餐風露宿第二十三天了。而他們卻說，大馬路邊上睡帳蓬，比碼頭工作的環境還要好。

　　剛才我和中大員工總會的同事擠過人群要到台前去，經過工人休息的帳蓬，有工人站到一旁抽煙。昏黃的路燈下這一張張黝黑的臉，平常就生活在我們中間，也許跟我們同擠一輛公車，同吃一家快餐店，同為這城市的高物價所苦。可是，若不是因為這次罷工，我們大概不會進到彼此的視野。要不是因為這次罷工，香港人不會知道，我們引以為傲的碼頭貨運業，工人的工作環境竟然如此惡劣。而我會在周五晚上跑來長江中心撐罷工，並不全是因為我是工會會員。更主要的，是因為我也是工人的女兒，工人的妻子。

　　父親打仗的時候跟著奶奶走日本仔，從深圳沙井逃難到香港流浮山。奶奶說，母子倆人生地不熟，餓了，只能去海邊的蠔田蠔殼堆裡，撿拾人家挖剩的死蠔肉充饑。母子倆的腳趾各有一隻給蠔殼割傷，嚴重變形。小時候我無法想像逃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看著那從腳面上異軍突起的兩隻腳趾，像兩條僵死的蠕蟲，被封包在傷痕累累的骨肉裡，懵懂間漸漸感知生活的詭異本質。母親是新界圍村女兒，因為家裡兄弟姐妹多，生娘早歿，五六歲就賣給別人當下女，下田種地，上山放牛，沒機會讀書，大字不識一個。兩人各自長大，長大以後還是貧無立錐，走在一起只能繼續胼手胝足。

　　那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教科書上說，那時候香港經濟起飛，手工業製造業蓬勃發展，連陳寶珠的電影也高唱「工廠妹萬歲」（《郎如春日風》插曲，1969）。母親的女工生涯並沒有像電影一樣浪漫與光明。母親心靈但手不巧，只能做些低技術的工作，像牛皮廠手襪廠之類。小時候有一段日子，母親回家，指縫間或是手上的傷口上，全都蝕進去藍藍黑黑的顏色，身上還有洗也洗不掉的一陣刺鼻味道。直到長大以後問起母親那雙色彩詭異的手，她才說，那是漂染牛皮的化學藥水，剛開始的時候嗆得人眼淚鼻水直流。而這樣的工作，還是沒法餵飽一家幾口。那時候我們住在母親養娘家親戚廢棄的豬舍裡，前面還有親戚仍然租給別人養豬的豬欄。每天天未亮，母親就去山上那口井挑水給親戚抵房租，偶爾賺點小零錢。然後打發我們上學，自己上工。下工回來又是張羅飯菜家務。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只能是任意放養長大的。我們家門前除了有豬欄，還有個魚塘。有一次夜裡我去魚塘邊上倒痰罐，失重心掉到水裡，剛好父親在屋外修理東西，看到了把我撈起，我才沒淹死在魚塘的糞水裡。那時候的小孩大概都這樣，沒生病或意外死去的，就長大了。

　　六七十年代的元朗，除了污染的牛皮廠養豬場，幾乎沒有工業。於是父親得到離家很遠的大角咀五金廠打工，路途遙遠交通不便，車費也高昂，父親只好寄住在工廠，一兩個禮拜才回家一次。家裡大小事，幾乎都是母親獨力扛起。我們兄弟姐妹的童年，幾乎是在父親缺席之下度過的。

　　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今天的工人家庭還是無法脫離這父親甚至母親也缺席的命運。臉書上的「大眾碼經」與「碼頭工人的辛酸」社群不斷更新罷工的消息與工人的故事，碼頭裡的揸紙和上水姑爺，貨運旺季要連續三更二十四小時工作，更有連續開工七十二小時的。而和黃高層霍建寧竟然拿自己兒子也每天「自願工作二十小時」云云，來證明碼頭工人必定也是自願加班。沒有比這更涼薄更囂張的管理層。

　　我想到自己「借證做廠」的童工歲月。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生產旺盛，大批未達法定勞工年齡的女童工借親戚朋友的身分證到工廠打工，我也趕上了這「借證做廠」的尾班車，在深井的九龍紗廠細紗間當養成工。管工也是工人，對我們這些稚氣未脫慌慌張張的女童工，總有幾分體諒與同情，不會特別苛刻。領班多是上海少爺，與工人之間有明顯的階級分野，有時也難免有些下流齷齪的欺壓行為。不過，工錢該多少就多少，勤工津貼加班補水，該給的一分沒少給。大工廠制度深嚴，機器二十四小時運作，工人一天三班輪流工作，八小時分毫不差，開工打卡，遲到扣勤工，沒商量餘地。可冰冷的制度也有人味，會照顧你的肚腸。我們工廠鄰近嘉頓麵包，於是每天每個工人獲發一個嘉頓麵包，由牛皮紙袋發到膠袋包裝，那應該是第一代袋裝麵包了。

　　除了每天的麵包點心，工廠甚至也照顧工人的住宿，在工廠附近闢地建宿舍，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已婚的男女工友安家立戶。我認識的許多已婚工友，就在鐵皮屋大排檔燒鵝店旁邊，在奔流入海的小山溪上游，一邊工作，一邊養兒育女。工廠設廠車，一天三班定點接送不住附近的工人，順路也接送工友的兒女或附近居民的小孩上學。養成工受訓期滿後一年，我申請調到長夜班，晚十一朝七，方便上夜校。每天早上下班，我看著跟我一樣大的學生，穿著整齊校服，背著書包站在廠車走道上，堅毅貞定。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幸福。有幾次我定睛看著她們身上天藍色的制服，直從裡面看出白雲與微風。我真想開口把座位讓給她們，我來替她們站到下車上學去。

　　麵包、宿舍、小孩上學小方便，自然都是資本家籠絡人心，提高生產力的手段。可是，現在的大資本家連這些小恩小惠都吝嗇，一招外判，把勞動力與資本脫勾，把資方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勞動階層掌握最少社會資源，遇事習慣逆來順受。罷工工友不只一次表示，若非迫不得已，不會走上罷工抗爭這條路。爆發罷工需要鼓一時之勇，能堅持到底，卻需要眾人無比的堅毅與決心。而在政府失效、外判賴皮、大財團無動於衷的情況下，罷工能撐過二十三天以至更久，工友破斧沉舟的決心可以想見。而他們不過想有尊嚴地工作與生活。

　　有一次我跟丈夫在台灣騎車上桃園縣的拉拉山，經過一條還在建的紅色鋼筋大橋，他告訴我，這就是他當年當扛鐵工建的新巴崚大橋，旁邊的小食攤，便檔一個五十塊台幣吃到飽。台灣夏天中午日頭歹毒，他和工友吃過飯，會在路邊找一處陰涼的地方，舖塊紙皮就席地而睡，躲過了最猛烈的太陽再開工。而他和他的工友們出賣勞力與汗水，也不過想靠自己有尊嚴地生活。我們經過的時候，大橋大概快要竣工了，我們意外地發現，路邊的碎石上果然有工人午睡用的紙皮。會不會就是他睡過的那一張，他的工友沿用至今？

　　大雨不知道下了多久，終於有稍緩的跡象。台上各個團體、議員輪番上去發言撐工友。大家都感謝工友喚醒了香港人，認清大財閥的醜惡，與跨國資本的冷血。到長毛上台，他一改電視鏡頭前的嚴肅風格，發揮幽默本色，實行向罷工二十三天的工友五體投地扣頭二十三次，以表達對工友的最崇高敬意，動作搞笑，態度卻誠懇真摯。而我們能做的，不過就是這樣那樣地講幾句打氣的話，能力範圍內捐一點小錢，如此而已。

車上我跟同事用手機互傳照片，不知是誰提到今天的日子，我覺得好生眼熟。然後才猛然醒覺，今天是我們結婚周年。已經十一點過了，車才剛過葵涌貨櫃碼頭。不過夜裡交通比較順，只要路上不出狀況，十二點前準能到家，還能趕在午夜前說一句周年快樂。只要路上不出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