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四〉樊善標（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87年畢業）

這天值得記下來的事情由中午開始。以前的學生、現在的同事T約吃午飯，因為待他如親弟的F很久沒有和我們──我、黎、朱見面了。F剪了史無前例的短髮，精神很好，行動自如。她說仍要按時做物理治療，練習Reiki(靈氣)，但我們看了已放心不少。上次見到F恐怕是去年的清明節前後了。劉教授過世後的頭三年，春秋二祭都由F組織。雖然只是給一眾學生故舊寄發電郵約定日期、預訂素菜午飯、安排開車和買祭品的人手，剛過去的清明節她身體不好，春祭就辦不起來了。去年重陽節F患了感冒，臨時不能出發，但因為已為我們安排停當，所以秋祭如常舉行。

F是劉教授學生的學生，所以稱劉教授為師公。十多年前吧，F在美國得到博士候選人資格，回到香港撰寫論文，老師介紹她給師公認識。大概是那一年，我在劉教授的生日會上第一次和她見面。後來劉教授的柏金遜症愈來愈嚴重，很少離開大學宿舍，定期覆診和突然不適都由F一力照顧，直至2010年過世。在劉教授最後的十多年裡，F是他最重要的保護者。即使身後又何嘗不是？有一年拜祭之前，曾經照料劉教授的泰籍女傭夢見劉教授對說椅子壞了，F和T竟在一家大埔的香燭店找到紙糊的按摩椅子祭品，還買了兩張不同款式的。劉教授安然度過他最後的日子後，F的脊骨才出問題，那段日子是劉教授本人的福氣，還是F沾了劉教授的福氣，我不敢說，但也禁不住想。

幸好這次見面，F的聲音響亮仍如以往，看來物理治療效果不錯。她說希望定期見面，好令養病生涯有點趣味。我想到多年前有一次F去旅行，囑咐我多點看望劉教授。那時劉教授腦子仍舊清楚，但說話開始有困難了，我們談不了甚麼，和他一同坐在客廳裡，心裡記掛着種種待辦的事情，時間過得特別慢。告辭時劉教授問甚麼時候會再見，我含糊地說過兩天吧──事實上恐怕是不止三四天。這事情說要內疚有點誇張，但就憑每天無倦無厭地探望，F的了不起就很顯然了。

午飯後回到家裡，繼續做一會不值得記、也記不起來的事情，無非是回覆一些公務電郵、寫一些沒有甚麼用處的文書吧，反正是每天都在做的那些事情。四時三刻再度離家。這天非常熱，預計晚上在維園一定很辛苦，但今年的形勢又不容示弱。為免像去年那樣，由於到得太晚，沒有坐的地方，也聽不到廣播，只能默默站到完場，決意早點動身。可是我們還想先到銅鑼灣的韓國觀光公社拿些旅遊資料，再加上吃晚飯，其實時間不見得充裕。

畢竟離八點晚會開場還有一段時間，港鐵裡穿黑色的人不多。一抬頭，黑衣黑褲，頸上掛了一部徠卡小型定焦照相機的廖份外矚目。跟他打個招呼，他說先到東角道拍攝街頭音樂會，再進維園。我向他介紹身旁的田泥，他說不知道我結了婚，我說快十年了，他說他也差不多。現在有了孩子，雖然是無業遊民，也忙得不可開交。孩子一歲半，最近肯讓祖母帶，他才騰得出一點空餘時間，做些其他事情，例如拍攝這個晚上。但孩子非常好動，大異於父母，老人家看管起來也頗費力。田泥問他照相機好不好用，他說好，但很貴，又拿出另一支定焦鏡頭讓我們一開眼界。

一同在銅鑼灣站下了車，各自從不同出口離去，一下子就在人潮中沒頂。剛好趕及在韓國觀光公社關門前到達，但取得的資料不多，我們隨便走進世貿中心一家日式西餐廳吃一頓提早的晚飯。飯後只是七時左右，田泥聽說每年這段日子時代廣場的藝術展覽都有點隱義，我們想一探究竟，於是繞到那邊看看，順便上洗手間。這一期是韓國藝術家朴善基和姜錫鉉的雙人展，首先看到廣場外的奔馬雕塑，我數一數，合共五匹，算不上是六四的暗示吧，二樓大堂的展品也不像有甚麼玄機。距離吃完飯不久，上一次洗手間沒有甚麼用，這當然是我一向的焦慮。

終於進入維園了。因為到得較早，能夠坐在最後一個足球場的第一行，側面是向高士威道的出口。坐下來不久，有人來派洋燭，不一會又借到了火，靜靜等候晚會開始。回頭一望，這最後一個球場也坐滿了。八時正，大會宣佈程序開始，熟悉的音樂奏起，突然強風颯颯，吹過一些樹葉，夾着雨粉。我們早有準備，張開一把傘。雨漸大，再開一把。轉瞬間，地面濕得坐不住了。站起來，雨勢愈來愈大，褲管全濕，水浸到鞋子的一半高度，我把背包反背在胸前，廣播突然中斷了，心想莫不是老天也要維園晚會二十三年來第一次辦不成吧，我們一定要堅持。傾瀉的雨水像要把我們的傘骨硬生生淋斷，維園裡集結的人會因為急着避雨而互相踐踏嗎？決心在十分鐘內就給恐懼沖決了。隨着及早離開的人群步向出口，回頭一瞥，深感實在太對不起裡面的人了。

高士威道東行線上本有直接回家的巴士站，但走了幾步，前面已擠滿了人，右邊剛好是過路處，來不及多想就往人少的方向走。對面馬路停了一輛112號巴士，我們跳上去。上層乘客不多，空調冷颼颼的，幸而帶了風衣和外套。巴士從高士威道轉入怡和街，在下一站停了很久，我還擔心是不是機件故障。終於我們在紅磡海底隧道出口下車，轉乘火車回家。到得家裡，差不多九時半，洗過熱水澡，歪在椅子上看電視新聞，才知道燭光晚會延續到半小時前才結束，有些人待雨勢轉弱又回到維園裡。

打開電腦，收到台灣朋友阿冠的電郵。兩天前南投地震，我寄了幾封電郵問候那邊的相識，可幸迅速得到平安的回音。阿冠的回郵說：「香港沒有地震的威脅，不會不時讓人提心吊膽一番，真是好山好水！」我向來悲觀，忍不住回他說：「香港天災不多，但社會壓抑不小，星期二的六四晚會有多少人出席，可能就是形勢變化的指標了。」阿冠最新的電郵說：「看『主場新聞』的報導，今晚晚會看來還是人潮洶湧，雖有大雨，但怎麼也驅不散人群，真是令人振奮！」已經是翌日的零時三十三分了，但這尾巴怎能不記下來呢。我這樣回覆：「你也看『主場新聞』！我和田泥提早在七點半坐到維園裏，以免重蹈去年擠在外圍甚麼都聽不到看不見的覆轍。誰知晚會八點剛開始時，就下起大雨，撐了傘也沒用，轉瞬間地上漲了幾吋高的水。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坐在場邊自己帶來的矮凳上，好像被洪水圍困的樣子。其他人互相借火，重燃吹熄了的蠟燭。但雨勢愈來愈大，大會的音響也停止了，我們決定離場。僅僅走到對面馬路巴士站的幾分鐘路程，衣褲都已濕透。回家後看電視，才知道不少人堅持留下，有些人則待雨勢轉弱又回到場中。今年維園的俯瞰照特別漂亮，因為大部份人撐着傘，遠鏡下別有一種往年所無的繽紛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