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老教授的日記：2013年3月21日〉 文學院冼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李歐梵

　　這是一個很平凡的一天。

　　上午搭火車到學校，又擠上學生校巴到辦公室。先處理信件，一大堆無聊的「官樣文章」：這個開幕禮通知，那個宴會邀請，我一概丟到字紙簍。展望窗外的校園，不禁湧起一股惆悵。我在這間大學可能是年歲最老的教授之一，2004年從美國提早退休返回中大任教，本以為客座一兩年就夠了，不料事與願違，轉眼就是十年，為甚麼還不退休？明年非退不可。

　　中午與幾位好友相約到逸夫書院餐廳吃午餐，關子尹照例開車接我同往。三月初我和子尹剛在香港公共圖書館為中大建校五十周年發表共同演講，題目是「大學教育的理念與現實」，他專注十九世紀德國哲人洪堡德(von Humboldt)的大學理念，洪氏的理念多年來在歐美影響深遠，如今卻蕩然無存。中大和香港其他大學一樣，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我剛在課堂上請社會系的王淑英教授討論過韋伯(Max Weber)的學說，官僚化是現代性社會制度「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必然結果，大學也變成其縮影，一切照規章辦事，管理至上，無所不用其極。教授們已無學術尊嚴可言，只不過是學校的「僱員」而已，一切聽命於上層管理，升等和「長俸」(substantiation，美國叫tenure)是管理的殺手鐧。教學在其次，出版優先，又必須在外國──英美──第一流學報和出版社發表才算數。為的是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爭取「優異」（excellence)和排名(ranking)，實質是競爭，爭取更多的撥款和知名度，談何教育理念或人文精神？我從美國「名校」提早退休回來，難道是為了「知名度」？在哈佛或芝加哥，從來沒有人提到競爭和知名度。看來我非逆流而上不可，必須反對所謂排名，也必須聲嘶力竭地提倡大學的人文精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子尹的專業是哲學，是勞思光的大弟子，早年在崇基讀本科生的時候也曾選過我的課，如今是同事，十分談得來。每週四的午餐聚會是由教育學院的李雅言發起組織的，他思想敏銳過人，能力又強，把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拉在一起，每週餐聚一次。除了我和子尹外，還有工程系的吳偉賢，音樂系的余少華，中文系的周建渝等人，最近又邀到哲學系剛退休的劉笑敢。笑敢剛完成一篇七千多字的長文，批判大學撥款委員會(UGC)的政策，逐條辯駁，發人深省。飯桌上大家七嘴八舌，談的情緒激揚，原來個個都有同感。為甚麼至今忍氣吞聲呢？我覺得笑敢的文章非但應該在香港有份量的報刊發表，而且應該有人呼應，展開高等教育何去何從的討論。記得三月初演講後，前新亞書院的院長黃乃正教授問我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既然校長定出中大五十周年紀念的口號是「傳承創新」，我講到了傳承，那麼又如何創新？下一個五十年的願景是甚麼？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有建設性的挑戰，值得深思。中大將來是否應該不隨波逐流而走自己的路？各個書院是否應該有其不同的「個性」？新亞書院傳承下來的人文傳統現今的意義何在？如何把西方的「洪堡德」概念注入目前的官僚結構？這一切都是值得大家集思廣益討論的課題。我在中大轉眼十年，自己也該徹底反省一下：我這個人文學科的學者對這個學府到底有何貢獻？為什麼我近來不斷地公開批評中大？是否因為愛之深所以責之切，還是因為對於近十年來的香港高等教育普遍感到失望？

　　人過七十，名利早已看淡，然而我的理想猶存，一種無名的不安情緒時而縈繞心頭。妻子老是提醒我看開一點，保養身體為重，不能太過勞累。我回答說我可能是中大教授中最清閒的一個，一年只教兩門課，其中一門是為本科生開的四節「經典導讀」，另一門是高班研究生的專題討論。中大待我不錯，為甚麼還要發牢騷？也許我追求的不是個人名利而是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每天到學校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除了上班上課之外，還有甚麼值得做的？妻子說我近來備課的時間越來越多，每週五上課前的幾個鐘頭更緊張，甚至不理她。(明天下午又要上課了，我是否胸有成竹？)怎麼教了四十年書還這麼患得患失？我無以為答。也許年歲愈長對自己的要求愈高吧；也許這就是我的另一種「反抗」方式：外在的形式主義規章制度越無聊，我越要充實自己的學問內涵，回饋給學生，並以此證明我還不是一塊老朽廢物。因此我現在授課的內容也越來越龐雜，每節課幾乎塞不下，學生吸收得了嗎？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吃完中飯回到辦公室，實在不想打開電腦審閱電郵，這是我每天最不想做的事，但又非做不可，又是一大堆垃圾，真煩人。匆匆處理完畢，於是展開明天要教的書來重讀，不到半個鐘頭又被中斷，一個學生敲門進來，向我請教問題，我正中下懷，於是借題發揮，滔滔不絕，心裡又不禁感到少許不安，這個學生知道我說的是甚麼嗎？我推薦的這些理論書，她到底看了多少？我自鳴得意之餘，是否真正對她有幫助？不知不覺一個多鐘頭過去了，突然警覺四點半還要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參加一個咖啡聚會，這個聚會，我又是始作俑者之一。二月底受邀到該所午餐會演講，講時不經意提到大家同事平常忙碌萬分，更應該找機會多多交流，對人文學者而言，有時候研究的課題和想法是經由非正式的學術閒談和交流引出來的，跨學科的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中大竟然沒有上好的咖啡店作為同事們聚會的場所，中國文化研究所位居校中心，為甚麼不做東舉辦定期的「coffee hour」？不料副所長Archie Lee十分熱心，立刻答應，不到一個月就發通知舉辦第一次「咖啡聚會」，我豈有不參加之理？到了該所二樓休息室，Archie 早已在恭候，數分鐘之後，竟然來了十幾位同事，多與中國研究有關，大家相談甚歡，都說要繼續，以後每週一次，也歡迎研究生參加。善哉！

　　不覺談過了頭，六時許才結束。Archie 送我到車站，擠上火車，到九龍塘再搭小巴，回到家裡已經快七點了，過了平時晚飯時間，老婆早已在等我了，看她笑臉迎人的樣子，我一天的緊張和疲勞一掃而空。老婆看我精神振奮，問我原因何在？我沒有回答，只說肚子餓了，趕快吃飯，心裡想這一天過得倒還有一點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