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一日〉 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師 周保松

　　昨夜如常工作到深夜，3月21日一覺醒來，已是十一點。我在房裡大叫「可靜」，可靜便從廳中跑進來大叫「爸爸」。我抱起她，說，可靜早晨，可靜 便笑了，還要幫我戴眼鏡。這是我們每天初相見的方式。我最近常和可靜說，你就快兩歲，要乖啦。她聽了，眼中有困惑。她並不知道「歲」是什麼，而我又沒法向 她解釋一歲就是三百六十五天，當然更沒法解釋「一天」意味著什麼。她並不知道，在大人的世界，人是一天一天地活的，而每一天，都有許多事情要幹。

　　十一點四十分，我到了新亞書院人文館新聞與傳播學院的C-Centre。在這裡，我要和博群大講堂的同事開會，商量三月二十 八日露天工地音樂會的安排，出席的有Donna（朱順慈）、Eric(馬傑偉)、鄭小珊、Kitty（鄧潔婷）、Et（曾慶宏）、Amber（急急子）、 呂銘謙等。會開得很愉快也很有效率，大家很快商量好整個音樂會的格調，出場次序和每部份重點等。大家也同意，應由臺灣的張懸來為音樂會壓軸，而最後一首大 合唱，則由RubberＢand的6號（繆浩昌）帶唱林子祥的《成吉思汗》。我笑說，這才是中大人的「校歌」，因為由我的讀書年代開始，所有同學都會在迎 新營唱。不過，這次音樂會最特別的，是將有中大學生會的同學上臺唱會歌，以及中大員工總會的同事合唱《自由花》。他們為了這個演出，已經努力練習了好一段 時間。

　　我們最擔心的，是天氣。因為根據天文臺預告，下星期四將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倘若真的如此，音樂會便不可能在火車站對開工地舉 行，而必須移到室內。我們想過好幾個地方，但都不理想。Eric說，不如試試崇基教堂。我們一聽，同聲稱好。Eric二話不說，馬上打電話找伍牧師，我們 也放下心頭大石。開會期間，Donna告訴我，音樂會最新版本的海報設計好了，我在手機上打開一看，大標題是「博群三月，哈囉未來！露天工地音樂會」，海 報中間是這次活動的吉祥物大熊貓，肩上還站了個可愛的小鴨子，算是幽了「中大防止自責委員會」一默，背景是藍色天空下的中大。我們為這張海報苦惱了好幾 天，試過好幾個不同版本，現在這款算是接近我們想要的感覺。

　　開完會，已是一點多，我約在藝術系任教的妻子翠琪到新亞學生飯堂午飯。我以前中午喜歡到教師餐廳雲起軒吃牛肉麵，但過去一年 多樂群館裝修，所以很久沒來。進去，才發覺飯堂改變甚大，地板換了地方也寬敞了，大抵是配合今年三改四後學生增加的緣故吧。但說老實話，我一直不喜歡新亞 學生飯堂，主要是它的環境沒法讓人安靜下來看看書聊聊天，又或無所事事發一會呆。我最喜歡的，還是范克廉樓的咖啡閣和崇基的蘭苑。

　　和翠琪坐下來，我們開始討論校政，談的是大學應該如何評核老師的教學表現。這真是個老問題。我在讀書時代已就此寫過不少文章， 後來自己當了老師，體會更多。翠琪提起此問題，因為聽說大學在員工考核中會更加重視老師的教學表現。問題是，應該如何考核呢？有人提出，為了公平客觀，考 核必須要用劃一的可量化標準，例如學生在學期結束時做的課程評核問卷。問題馬上來了，既然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老師的教學風格也不一樣，同學對老師的要求 也可差異很大，如何才能找到合理的評核標準？就算硬生生找到了，中間又會否忽視和遺漏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例如說師生關係吧，該怎麼量度老師和學生的關 係？而一旦將這變成評核標準，有些老師或許會為了滿足要求而努力「善待」學生，結果反而使得本來很美好的一件事變質。我和翠琪說，如果教學評核的目的，是 想加強老師對教學的重視，提升整體教學水準，那麼大學首先要考慮的，也許是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教師真的有時間和心力去投入教學，並從中得到認同和滿足。 但如何才能創造這個環境？說到這裡，我們都沉默了。

　　從餐廳出來，經過新亞草地，我見到路邊的博群HelloCU熊貓和孔子裝置，上面還寫有「路遙遙無止境」，我看著喜歡，遂叫翠 琪為我和熊貓拍了幾張相片。明天是登高日，我們會開放新亞和聯合水塔給同學參觀。這是五十年來第一次。在讀書時代，因為偶然機會，我上過新亞水塔一次，自 此念念不忘。中大是座山城，能有機會站在山城最高點，看巒巒群山看海灣吐露看夕陽西下，是很好的事。 回到聯合書院政政系辦公室，我意外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從古巴的夏灣拿寄來，寄出日期是二月四日。寄信的，是雷競璇先生。雷先生這次去古巴，是尋根之旅，因 為他祖父和父親都曾在古巴生活過，他很想去當地和剩下為數不多的老華人做口述歷史。雷先生說：「來古巴已一個多月，此行頗辛苦（一人獨行，言語不通），但 收穫頗豐。老華僑說的經歷多屬辛酸，影響情緒，往往晚上睡不穩。」雷先生七十年代新亞歷史系畢業，讀書時是中大學生會會長，後來我還知道他和我讀同一所中 學。但我們真的相識，還是數年前他和其他老校友組成「中大校友關注組」後的事。關注組關心母校發展，為捍衛中大教育理想做了許多工作，並出版了兩本著作 《令大學頭痛的中文》和《立此存照》。去年秋天，雷先生向我提出在大學辦書節的構想，又捐出數千冊圖書，結果我們還真一起努力辦成了博群書節──「燃起那 一路的燈」。我知道雷先生已回港，於是寫電郵多謝他，並說想不到要一個多月明信片才寄到。雷先生後來回復說，你已很幸運了，你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能收到的 人。

　　下午三點多，我給石元康先生撥了一通電話。石先生是我的政治哲學啟蒙老師，退休好幾年了，一直住在元朗錦繡花園，但他決定回 臺灣長住，並於下星期一起行，所以我打電話問他是否需要我送他去機場。其實早兩天，我已和石先生見過面，他還特別送了一批書給我，又一起去「大家樂」吃午 餐，並如往常一樣聊了好一會哲學，主要是關於政治哲學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我1993年初上石先生的課，科目名稱是「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儒家」，並 第一次接觸自由主義理論。二十年過去，回過頭來，才知道石先生的課，改變了我一生。

　　打完電話，我將博群露天工地音樂會的海報放上面書和微博。接著有位一年級同學叩門，找我分享他讀政治哲學的困惑，一談便是大半小時。其間同學問我怎看「佔領中環」。我沉默了一會，說，也許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是改變我們，而不是改變對方。

　　七時多，回家，可靜開門見我，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吃完飯，我和翠琪如常帶可靜到樓下散步。可靜喜歡月亮和星星，視她們為好 朋友，每天不見不樂。但今夜天陰多雲，遂只好告訴她，月亮星星今晚回家睡覺了，明天會回來。可靜於是叫我們陪她坐在階梯上，咿咿呀呀，漫無邊際。間或，又 會靜下來，靜靜看著天空。我輕輕握著她的小手，不語，感覺她的掌心傳來的微暖。

　　十點半，可靜睡覺。我開始一天的閱讀和寫作。明日，白天有登高，晚上有吳念真的「故事。人生」。


＊此文先刊於《明報》「世紀版」（2013年4月3日）。